1898年起，在香港、上海坊间和留日中国学生中间出现一副讽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事漫画《时局图》。

由此可见，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是绝对基准与相对基准的结合，是绝对法权与相对参照物的结合，是自然地理学与法律地理学的结合。1936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

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老世界与新世界之分，本是15世纪末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结果，此后随着老世界的欧洲列强对新世界的控制和侵占，在各方面塑造了新世界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法权观念上的秩序划分，构成了法律地理学的世界观前提。根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一书记载，《时局图》出自同盟会会员谢缵泰之手。主权的理性表述的面向，要靠法律技术来实现。法律全球化=法律地理学+比较法和国际法。随后，英国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

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1901年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各国地理教科书》。他的天赋与洞见，总是让我获益良多。

但我们是否因此而寻求预见未来吗？对此，演化理论也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这是一个不断地对现象进行反复观察的过程，也是不断对现象进行反复描述与提炼，对某些问题进行不断追问的过程。最难描述与把握的就是当下的瞬间。2007—08学年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资助赴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研究，帮助我系统收集了德文的卢曼研究文献，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尝试脱离中文文献，直接从德文与英文文献阅读与研究卢曼的著作。

正如我们刚已指出的，这三重期待结构的不同，恰恰在于其期待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此期待的角度与视野，相互构成了有趣的差异。本书因此乃是一种方法论的探索，甚至相对于它的主题当代中国法治转型分析而言，更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探索。

当下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委托同窗好友马剑银从台湾带回来的一批卢曼译著和研究文献，很快就变成了高师门下博士与硕士的必读文献，也成了我们得以进入卢曼研究领域的第一桶金。如果卢曼对现代法律与现代社会的这种观察与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作者在本书中要做的工作，显然比卢曼的工作还要困难得多。本书的一个核心判断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切正在发生。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三重不同的当下，分别处于在三重不同的时间结构中，而这三重时间结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时候，作为过去之未来的当下与作为我思故我在的当下并不一致，同时，我正在感知的这个当下，与作为未来之过去的当下也往往是矛盾的。我想，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站在太空中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地球空间时，大概也是类似的发现与感想吧。五 本书的写作，既是一个公共写作，同时更是一种注重自我启蒙的个人写作。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结合正在发生的中国法治转型的全新经验，通过方法的创新与视角的转换来做到这一点。

卢曼在这个问题所做出的智识努力与成就，是罕见的与惊人的。按照卢曼的说法，现代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也必须承受必须对这些可能性进行选择的压力。

因为本书意图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作一个整体性的问题进行处理，跳出具体政策层面的争论，而关注隐含在其背后的一些根本性的观念与理解问题，尤其隐含在诸多争论背后的根本的观念框架与方法论的制约问题。因此，中国人不得不将现代法律予以削足适履，将其装进纠纷解决、调解、法令等概念工具中予以理解。

由此产生的对现代法律之异化的指责与声讨，以及为了使得法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各种深刻的反动，也是非常壮观的。它并不期待一定会被接受，它能够接受自己被拒绝。哈特关于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的区分，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等概念给了我最初的刺激与启发。而那些没有被选择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储存起来。因为演化的过程是充满偶然性的，因此也是无目的的。无论是自然世界的演化，还是人类世界的演化，都一再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过去，无论是古老的过去还是晚近的过去，中国人基于当时的世界想象，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未来期待，我们当下的生活，虽然与这些或远或近的理想生活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却仍然是它们参与建构的产物。因此，本次修订版，除了校正一些明显的错漏之处，并且进一步对注释与参考文献进行规范化外，基本保留了原作的基本内容与结构。

许多朋友与读者也向我反映了阅读中的困惑。就此而言，我想，越往后来重读本书，我大概就越会觉得本书不够完美，有许多的缺憾。

它追求的是，为中国社会的演化，尤其是中国法律的演化与转型，提供另外一种观察的视角，另外一种理解的可能性，另外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这十多年阅读卢曼，真是一个艰难而又奇妙的经历。因为，当下，对于过去而言，恰恰就是过去的未来，对未来而言，则是未来之过去。《双重偶联性问题与法律系统的生成》一文就是这种不断重写的产物。当时说的那本书就是本书。

此后若干年与同门师兄弟共同研读卢曼文献，变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因此，本书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分析，而此种分析其实也是一种描述。

恰恰是由于卢曼的工作，使得我认识到，对现代法律的陌生感，以及难以用精确的概念工具精确地认识与把握现代法律，由此而产生了种种不适应与不理解的困惑，不仅仅是中国人有，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是源远流长。卢曼就很谨慎地将他关于现代法律的诸多阐释，局限于西方世界之中。

2005年夏天在整理旧书时，我又细致地阅读了发表在该期《北大法律评论》中的一篇卢曼的译文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这个工作的困难程度也可想而知。

但当作者在京城学习与工作将近二十年，并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后，有一天打开百度地图寻找当年生活和天经地义地视为世界本身的那个小山村时，才发现那不过是世界上很边缘的一个小山村而已。因此，它的语言与结构，与通常理解的学术著作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面貌。在众多的可能性中，人们必须选择其中一种，才能够将行动不断的持续下去。当旧的认识论工具并不足以理解现代性的新事物时，二者的紧张关系就会浮现。

一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见解，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化历史中，出现了具有自创生特质的现代实证法，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极小概率事件。这不仅是因为本书是在他的鼓励与督促之下完成，以及他为本书所提炼出来的大规模人群社会治理的命题，也是因为他是我这些年智识成长与成熟过程的重要伙伴。

同样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令与法制，当然与现代法律有着若干重要的相似之处。在卢曼之外，最接近成功的是英国法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哈特。

因为它描述的并不是凝固的过去，或者不变的当下，而是一个连接过去，通向未来的正在发生变化的当下。最初是在李猛老师为《北大法律评论》写作的某一期编者导读中注意到了卢曼。